2009年9月17日 星期四

薩剌瓦克人文筆記:石隆門華工事件研究的史料蒐集及運用


                     
                                                                                                                   / 蔡增聰
                                                                          


        1857年石隆門華工事件, 是砂拉越近代史上重要的一個篇章。這是布洛克王朝主政以來, 作為權力中樞的古晉, 首次落入敵對派的手中。 事件的發生, 無論是對首任拉者詹姆士‧布洛克(James Brooke)個人, 抑或整個拉者政體都有著心理及實質上的傷害; 對砂拉越後來歷史的發展進程, 自也有其後續的影響。


       有關這樁史事, 歷來有著不同的論述觀點。在布洛克王朝及英國殖民統治時期, 對於事件的評價, 論調基本上相當一致: 華工事件從開始就被喻為是一場意圖推翻白種人合法政體的叛亂活動; 據此, 對於華工的追剿及殺戮, 自然而然的也被合理化為一場正義的征討。前述史觀在相當漫長的一段時間, 成為砂拉越官方對這場亂事的欽定說法; 不僅被編入學校教科本中, 也為當時大部份人所篤信不疑。


       然而, 1963年當砂拉越從英國人手中取得獨立後, 對殖民主義的大張撻伐, 也開始反映在歷史詮釋權的爭奪上。布洛克王朝與英殖民地時期的神話, 自此逐漸被一種本土意識所取代; 而在學術研究方面, 則呈現一種希冀打破過去被定為一尊的殖民地史觀, 而改從本土視角及觀點去看待砂拉越的歷史。 吊詭的是, 相對於砂拉越其他族群的歷史論述, 華工事件的傳統史觀, 基於種種複雜因素, 即使在取得獨立整整四十多年的今天, 卻仍然在學術界上大有市場, 只有在華人民間學者的論述當中, 對華工事件才出現較為明顯的平反意向。


  綜括之, 現階段對此事件的研究, 在史觀上大致可分為下列三類: 第一種是延續過去將華工事件視為是一場意圖?覆合法政體的叛亂, 即使在陳述的枝節上, 容有修正, 但主調基本上與獨立前大致無異, 可稱之為傳統史觀;第二種則視華工事件為一項起義行動, 目的在於推翻以布洛克政權為代表的西方殖民地統治; 華人民間研究學者群中, 大部份都力主此論; 第三種觀點, 則嘗試擺脫前述二者之窠臼, 別進新解, 認為不應純從政治的角度去分析史事, 而應結合社會─經濟的因素來解說事件發生的前因後果,這種論說, 是由格雷克‧洛卡( Craig A. Lockard)較早倡導, 或可稱之一種拆衷的論述。1


         無容置疑的, 無論是抱持何種的觀點, 歷史的評價都應當建立在充足的論據上; 易言之, 即是就對相關史料進行嚴謹的考證、分析及運用, 以力求達致較合理及客觀的結論。本文擬列舉幾種有關華工事件的重要史料, 試加說明現階段華工事件研究史料運用的若干問題, 以及如何進一步去發掘及蒐集不同源流的史料, 以開拓未來的研究局面。


                                                                             二


  治砂拉越史的本土學者, 經常要面對這樣一種矛盾的抉擇一方面, 他們經常對西方傳統史觀及論述予以口誅筆伐; 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仰賴西人所保留下來的文檔紀錄, 以作為治史的依據。石隆門華工事件研究, 亦不例外, 在相關中文史料匱乏之情況下, 無論研究者持有何種立場, 基於歷史的因素, 在相當程度上仍需借助英文的史料, 這是一項不爭的事實。這些英文史料的書寫者, 無論其身份為拉者官員、傳教士、旅行者或商人; 不管其撰寫立場及見解帶有偏見, 但因史料多出自當事人的記錄, 或乃其他人於事發不久後所追述, 其參考價值自不言而喻。 反觀之, 中文史料可供使用者, 數量卻較為較為有限。 因而如何對現存英文史料進行審訂考辨棄其糟柏; 以與中文史料或其它史料相結合, 並應用於華工事件的研究上, 可謂是現今研究者所面臨的一大挑戰。
                                                                              I


  對石隆門華工事件的研究, 目前被視為最重要的一手資料, 當推古晉聖公會主教麥陀爾妻子海麗蒂( Harriette McDougall)及聖公會教師丹尼爾‧歐文(Daniel Owen)所寫的兩篇有關華工事件的目擊報導。 這兩篇報導在塵封了一百餘年之久,經西澳摩杜大學歷史系教授波勃‧里斯(Bob Reece)發現, 並以專文評介方式在《砂拉越公報》公佈。2 海麗蒂與歐文的的報導, 除了記述重點稍有差異, 在內容上, 並無重大矛盾之處。這兩篇報導與近年由布萊恩. 泰勒( Brian Taylor )所發現的聖公會教員莎拉‧柯米斯( Sarah Coomes)的記述,3 還有慕娘公司經理赫姆斯( Ludvig Verner Helms )在《 在遠東的開拓 書中所引述的保羅‧狄德曼( Paul Tidman )的日誌,4 可以說是目前所留存下來有關華工事件的幾種最原始的資料。


       歐文的報導最初發表於1857613出版的〈劍橋年鑒〉, 距離事發不過數月之遙, 以後又以小冊子形式出版; 海麗蒂一篇則完成於1857 3 18 , 後發表於教會所辦的〈 導向 〉。多年後, 她又重寫了這段經歷, 增添一些新的內容, 後列入由倫敦基督教義宣道會於1882年為她出版的著作〈 砂拉越生活素描 5篇章, 以致原有的那一篇反而逐漸被人所加以遺忘。狄德曼的報導因收錄在與海麗蒂〈素描 〉同年出版的赫姆斯書中, 故較為人所熟知, 與被視為是代表拉者觀點的史賓塞‧聖約翰(St. John )所撰寫的事發始末,6 經常被研究這段史事的學者所大事援引; 不過, 狄德曼的記錄特別強調了慕娘公司在整個事件所發揮的作用, 並對拉者詹姆士‧ 布洛克在事發期間所表現的驚慌失措, 優柔寡斷, 多方譏諷7 莎拉的紀錄, 篇幅較短, 主要記述了戰事結束後, 古晉的蕭瑟景象及達雅征討部隊在市區活動的情形, 此篇紀錄過去曾被誤認是出自于主教妻子的手筆。



     ( 上圖:石隆門華工。下圖:劉伯奎有關石隆門華工的著作 )


      從史料價值來看, 上述幾種資料, 由於都是事發後現場目擊者的追述, 因而可以說是彌足珍貴, 尤其是歐文的報導及海麗蒂的原始紀錄, 向來少為研究者所使用, 故其參考價值益顯重要。 至少其可靠性及純度要遠勝於聖約翰或S‧巴林-戈德(S.Baring-Gould )C.A. 朋伯菲德(C.A.Bampfylde)8 等人的相關著述。在研究工作上, 這些原始資料不僅使我們可以更清楚掌握整個事件的輪廓; 也可為一些重要問題的研究及考證, 提供重要的線索。在閱讀歐文及海麗蒂等人的報導時, 我們自不能寄望他們對華工能作出公允的評價, 畢竟被攻擊的一方是以拉者布洛克作為代表的白人社會, 因而類似「惡棍」、「野蠻」,「無賴」、「缺乏文明」等字眼, 在報導中重複被用以形容華工自是可以理解的事。 撇開這一點, 就他們對事件所作的描述, 有許多部份, 實有助於我們對某些問題的廓清及探折。譬如: 華工起事的直接肇因、主要所針對對象、以及古晉華人在事件中的背向、起事失敗的原因等。 這些問題, 錯綜複雜, 牽涉範圍極廣, 雖不能直接從這些報導文字裡頭, 找到完全的答案, 但目擊者的陳述, 無疑的, 能讓我們在對問題進行的思考及分析時, 有更大的推想空間, 進而較有可能去還原一個更接近事實的歷史。 在二人的報導中, 也無意間透露了華工在整個事發過程中所展現的克制態度及良善本質。


        海麗蒂與歐文的報導, 還有一點非常值得一提的是, 它們首次提到了參於起事華工領袖的名字。 根據海麗蒂的報導, 有一名重要的華工領袖在利達坦那(Lida h Tanah)戰役中陣亡; 文中並引述所聽來的傳聞稱:1957 218日率眾攻佔古晉的華工領袖 Kaming 的頭顱也被實卡蘭的伊班人所取去」。 和前者相較, 歐文的記述則更為詳盡, 他清楚的提到數名在拉者部隊反撲時, 被殺害的重要華工領袖的完整姓名, 包括Vong Long-fook, Eng-bee-liong How-chun-ngean三人。 歐文的這一段紀錄, 特別值得重視, 因為他本身能掌握客家方言, 並且經常到客家社群中進行宣教活動, 因此他肯定認識石隆門華人公司的領袖否則, 不容如此清楚的提到他們的全名。 Kaming的確實身份是誰9? 還有歐文報導中, 這些名字似乎很少被研究學者所提到的華工領袖,他們在事件中各扮演何種的角色? 這些名字的出現, 是否也可以作為華人公司向來是採取集體決策領導模式的一項旁證, 就如同我們在西婆看到的情形一般。這些重現的史料, 雖然無法立刻回答所有的疑問, 但至少卻提供新的線索, 讓研究者能從新的方向或視角去探尋歷史的真相。


  除了以上列舉的幾種重要原始史料外, 在一些刊行已久的英文著作中, 也可以找到不少對研究工作極有用處的資料。如在1853年出版, 由拉者詹姆士‧ 布洛克知交約翰C.鄧普(John C.Templer ) 所編Private Letters Of Sir James Brooke, K.C.B, Narrating The Events Of His Life, From 1838 To the Present Time3 Vols, ( London:Bentley,1853 ), 即有一些與華人公司有關的資料, 講述華工遷移石隆門- 新堯灣一帶的經過, 以及與拉者政府之間因治權所產生的對立書中也記載了一些過去鮮為人知的事, 即華工曾參與詹姆士‧布洛克及慕達哈欣對叛亂者的征討。早年其他的著述如:享利‧凱波耳(Henry Keppel)The Expedition to Borneo of H.M.S. Dido for the suppression of Piracy:With Extracts from the Journal of James brooke, Esq. of Sarawak(Chapman and Hall, London,1847)、羅德尼‧孟帝的Rodney Mundy, Narractive of events in Borneo and Celebes, Down to the Occupation of Labuan from the Journal of James Brooke, ESQ, Rajah of Sarawak,and governor of Labuan Together with a Narrative of the Operations of H.M.S.Iris,( John Murray,London 1848)都記載了不少事件發生前, 拉者與石隆門公司之間的拆沖關係。這些資料有助於我們考查華工遷移砂拉越的年代背景、當時活躍於石隆門華人公司的名稱、華工對布洛克政權的觀感, 以及事件發生的遠因。 臺灣暨南國際大學助理教授林開忠2003年發表的相關論文〈砂勞越石隆門客家人十二公司:問題與討論〉即大量參考了此類著述, 再勾索綜合, 描述了早期石隆門華工的活動形貌 10
                                                                       II
  在華工事件的史料運用上, 除了注意與石隆門華工直接有關的資料; 也應當認識到砂拉越華人公司是源自於西婆。 在遷入砂拉越以前, 他們在西婆地區至少已活動了將近八十餘年之久。 有關他們活動的狀況, 在荷蘭殖民當局與一些西方訪客所留下的檔案及著述, 還有僥倖保存下來的公司文獻, 都留有不少珍貴記錄。1838年英商 G. W.厄爾(G. Earl)從新加坡到訪西婆大港公司, 所留下的詳細旅途觀察紀錄; 以及美國傳教士E. Doty and W.J. Pohlman 同年到西婆遊歷的記述,11 都透露了不少重要的訊息。檢視這些記載, 彷彿讓人能身歷其境, 對西婆公司作近距離觀察的感覺。然而更值得重視的還有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 由袁冰淩所譯, 原荷蘭殖民地官員高延(J.J.M. de Groot )所著的《 婆羅洲華人公司制度 , 12荷文版原書於1885年出版, 是研究西婆華人公司的重要著作, 高延精通華人語文文化, 在西婆擔任荷蘭當局通譯時, 與蘭芳公司領導人過從甚密. 對華人公司組織制度, 瞭解甚多。  書中所收錄的《 蘭芳公司歷代年冊 》更為現存有關西婆華人公司的最完整中文文獻, 為研究學者所必徵引。 袁冰淩以後又出版了英文本 Chinese Democracies: A Study of the Kongsis of West Borneo 1776-1884(Leiden: Research School of Asian, African & Amerindian Studies,CNWS,Universiteit Leiden, 2000, 大量援引了庋藏于荷蘭檔案館的荷文紀錄及公司文獻, 其中對以蒙托拉脫(打勞鹿)大港公司為主的公司集團, 有較多的陳述, 彌補了過去經常以蘭芳公司作為論述主體的偏向。 上述所言, 許多都可以作為分析砂拉越華工事件的基礎材料; 如從中探討華人「公司」乃屬何種性質的結社體制、 其傳統領導模式、 與婆羅洲馬來及達雅土著的互動關係, 以及他們對歐洲殖民統治所抱持的態度。對洛卡所言砂拉越華工事件乃西婆傳統衝突的一種移植; 以及一些學者所主張:公司對西方統治當局的反制, 出於捍衛本身的自治權多於對西人統治權的挑戰, 若對比西婆及砂拉越的史料文獻, 頗多都可采信。        利用西婆史料, 對砂拉越公司作「原點」的觀察, 藉以輔助砂拉越這方史料的缺略, 當可對華工事件的歷史脈絡有更深一層的透析。荷文資料, 要能充份利用, 首先語文的障礙, 可能是最大的難題除了前述已譯出的著作, 耶加達檔案局據稱仍保存著不少荷文及中文的檔案, 另外還有其他荷蘭殖民地官員對公司觀察報告及著述(參閱袁著參考書目), 如日後能大量被譯成中文或英文, 將大大有助於這個領域的研究工作。
                                                                       III


  再回到砂拉越本土中文史料問題, 如前所述, 因所保留下來的原始紀錄, 幾乎付之闕如, 故研究者只能依賴口述及碑銘資料來彌補空白。過去像葉華芬13、劉伯奎、鄭八和、林柏森、鍾月珠, 楊謙俊及李福安等民間學者, 透過田野調查及口述訪談, 雖然發掘及搶救了不少的史料, 但就與事件直接聯繫的第一手資料, 數量卻極其有限; 致使一些相關重要問題一直無法獲得解答, 同時也使現有的研究工作停滯不前, 難以突破。口述史料的價值雖不容忽視, 但近期所蒐得的這方面史料, 多屬數代輾轉流傳的二手資料;因時空更迭, 出現增益附會之處, 自所難免, 使用時宜作細密考證。 再如碑銘資料, 因年代湮遠, 所留下片斷零散紀錄, 多僅能供作旁證; 皆不及前述原始史料那樣能起更大效用。石隆門一帶廟宇的碑銘文物, 雖被許多學者認為對研究工作極為幫助:但其文物碑誌年代, 多不早於光緒年間, 故對華工事件研究的價值, 似不及客家民俗宗教之研究為大。 目前較值得關注的是仍未進行全面勘查的墓碑群, 其中或隱藏著重要訊息, 但以鹽木作為建材的墓碑, 歷經百餘年仍能清楚辨識者, 數量或恐不多; 且要全面勘查, 須耗時費力。葉華芬1937到石隆門作田野訪查時, 即望治史者注力于田野探討及原始資料之發現, 勿只抄襲書本; 事隔多年, 劉伯奎進行口述訪查時, 亦多次嘆惜一些傳言中珍貴實物史料的遺佚, 足證史料搜集工作確實是在時間競跑。 雖然如此, 遲緩總比不做來好, 故今後須循此方向繼續努力, 應該是正確的


  中文史料的發掘, 至為重要一點是可以提供公司這一方的視角及觀點; 透過與其他異源史料的互證比對, 其間異同, 或有助於史實真貌之發現。明乎此, 如何進一步加強中文史料的蒐尋工作, 實為提高此領域研究成效的先決條件。像上述所提歐文的資料, 倘非有心人的努力, 從塵積經年的故紙堆中發掘出來, 恐將永遠湮沒無聞。 歷史研究原本即是探賾索隱之工作, 不妨假定某處還隱藏著不為人知的相關中文史料等待重見天日。在彌補中文資料不足方面, 如何運用新的方法開拓研究工作, 亦可加以思考, 如劉伯奎到廣東陸豐作實地調查, 並借助劉氏族譜稽考劉善邦的身世, 為著述加強論據; 為研究另辟新路, 是值得仿效的作法。 除外, 在田野調查的基礎上, 借助民俗學及人類學的方法, 亦有助於這方面的歷史研究工作。


                                                                            三


  華工起事倏忽一百四十餘年, 從布洛克王朝及殖民地時期被定性為一場「叛亂」, 延至獨立後所給予的重新評價, 以及近期一些學者所提出的新看法, 反映出在學術研究上觀點的多元性; 同時也印證華工事件仍存在著許多有待解答的問題。 然而「沒有史料, 即沒有歷史」, 歷史的研究終究無法脫離史料而獨立, 舊問題的解答或新觀點的提出, 都必須建立在堅實的論據上; 因此只有更多隱藏著的史料能獲得發掘, 並善加利用, 才能在前人研究的成果上,獲得新的突破。另外, 在華工事件書寫方面, 我們也要深加警愓, 在史料匱乏的情況下, 很容易讓研究者在發現一些新資料時, 疏於考證, 即遽下定論, 以致論點最終經不起學術的檢驗。我們應當避免論述淪為「話本」似的歷史; 而要特別注意結合不同的史料的考證、比較及分析, 去探討華工事件, 只有如此, 寫出來歷史才具有更大的說服力。
  
附註:



1格雷克‧洛卞認為砂拉越華工事件是西婆羅洲華人公司與河口集團傳統衝突模式的移植。 華工與拉者的衝突,主因其實是古晉及石隆門這二個砂拉越河上下游集團對河域經濟主控權的爭奪。 Craig A.Lockard The 1857 Chinese Rebellion In Sarawak: A  Reappraisal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ol.9 No.1( March 1978) pp.85-98. 中譯文見:〈1857年砂拉越華工叛變:一個新的評價〉,收在蔡增聰編, 《砂拉越華人研究論文集》,(詩巫:砂拉越華族文化協會2003), 52-70


2 R.H.W. Reece ,Two Accounts of The Chinese Rebellion, Sarawak Museum Journal,Vol.XL111, Dec. 1992,pp265-290.


3 Brian Taylor, The Chinese Revolt , Sarawak Museum Journal ( July-Dec 1969 )pp290-293.


4 Ludvig Verner Helms Pioneering In The Far East And Journeys To Californeo In 1849 And To The And To The White Sea 1878( London:W.H.Allen.1882 )pp.164-192


5 Harriette McDougall Sketches Of Our Life At Sarawak (London: Society for Propagation of Christian Knowledge ,1882 )。在本書中, 海麗蒂對華工事件這個部份作了不少內容增添, 主要在強化主教在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
 


6 Spenser St.John Life In The Forests Of The Far East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Vol.2 pp.337-364


7 華工事件的一項後遺症是導致古晉白人社會的分裂, 尤其是拉者詹姆士. 布洛克與主教之間關係的惡化, 詳細參閱Graham Saunders ,The Bau Chinese Attack On Kuching, Febrary 1857:A Difference Perspective, Sarawak Museum Journal,62,63(Dec 1991 )pp.375-396


8 S.Baring-Gould,C.A.Bamfylde A History Of Sarawak Under Its Two White Rajahs  1839-190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9 Kaming Ka有可能是「甲必丹」的縮語, 顯示這個人原本具有西婆甲必丹的銜頭, 這種稱法即如同西婆「甲太」的習慣用法一樣。無論如何, 這只是筆者一種初步推測。  另如王甲的「甲」, 一般認為是名字, 是否如此, 亦不妨再作推論。  


10 收入陳鴻瑜編《海華與東南亞研究》, 3卷第2, 20034,20-60




11 G.W.Earl, The East Seas or Voyages and adventures in the Indian Archipelogo, (London 1837), E. Doty and W.J. Pohlman, “Tour in Borneo, from Sambas through Montrado to Pontianak, and the adjacents of Chinese and Dayaks, during the autumn of 1838”,Chinese Reposity,1839, Vol: VIII, No.6,pp.283-310.


12 袁冰淩譯 婆羅華人公司制度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85 )


13 葉華芬有可能是第一位在著述中提及劉善邦姓名的學者。1937 在他訪查石隆門之後, 撰有《石隆門訪古記》一文, 發表於《砂拉越石隆門華僑學校落成三周年紀念刊》(1937), 文中提及當地人尊劉善邦為開山始祖, 念經或符咒間, 尚以劉善邦之名與諸神並舉。
 


本文發表於2006年杪砂拉越華族文化協會與古晉讀書會合辦的《石隆門華工事件》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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