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9月15日 星期二

薩剌瓦克人文筆記:殘碑斷碣現歷史─砂拉越華文碑銘史料的蒐集及應用

                                                                                                                                            / 蔡增聰
一、前言
        華文碑銘是研究華人社會史的一種重要史料, 這些鐫刻在不同質材器物(參閱附錄),主要保存或坐落在會館、廟宇、學校及墓地的碑銘,經常能提供重要的線索,讓研究者藉以發掘及考究不同時期的歷史,以填補過去的空白。尤其是在戰前華文文獻紀錄普遍缺乏的情況下, 碑銘更成為了彌足珍貴的史料來源。
        在星馬地區,碑銘史料的重要性,迄及60年代才逐漸引起學者的注意。1969年饒宗頤先生發表了《星馬華人碑刻繫年紀略》, 為碑銘的應用於本區域華人研究作了重要的起始。接著有陳荊和與陳育崧二氏對新加坡碑銘的蒐集研究及日本京都大學教授日比野丈夫(HibinoTakeo)所領導進行的馬六甲廟宇、墓碑蒐集;大約同時期,日本另一名學者今堀誠二(Imabori Seiji)在其著作─《馬來亞華人社會》中,也借助了大量的碑銘史料, 自此碑銘史料的使用越來越受到重視。20世紀70年代始,旅馬德國漢學家傅吾康及陳鐵凡展開了全馬華文碑銘蒐集計劃,取得了豐碩的收穫。1982─1987年間,馬來亞大學出版了二人合編的三卷《馬來西亞華文銘刻萃編》鉅著,為我國華文碑銘史料的整理及保存,作出重大貢獻。迄及近期,像莊欽永、蘇慶華、李永球及張少寬等人,都著力將碑銘史料廣泛應用於華人歷史及民俗宗教的研究方面,為此領域的工作積累了不少成果。
二、砂華文協的碑銘調查工作
       砂州華文碑銘的調查工作, 最早是歸附在傅吾康、陳鐵凡所策劃的全馬華文碑銘蒐集計劃以內, 其成果被收錄在1987年出版的《馬來西亞華人銘刻萃編》第三卷〈砂拉越部份〉。《萃編》所收砂拉越碑銘約近130餘條. 尚稱豐富; 對砂拉越碑銘史料之整理及保存, 也起著啟導開拓之作用。 儘管如此,因砂拉越州幅員廣大, 加以當時交通還不便利、調查人力也嫌不足, 以致《萃編》漏錄的部份,仍為數不少。 如詩巫一地,該書僅收錄7條,且其中除一條以外,其餘所收錄的,年代多晚於1900年。事實上, 就哥樂陶廣福公墓一處而言, 在蒐集工作進行的當時,仍應存有許多可供辨識的清代墓碑。
        1993年, 砂拉越華族文化協會歷史組對位於詩巫對岸哥樂陶的廣福公墓進行了初步勘查, 這是文協自1990年成立後,首次嘗試類似調查。次年,該組重臨舊地以進行碑銘抄錄工作; 有關調查報告後來由時任歷史組主任的蔡存堆,發表於該會所舉辦的一次研討會上。自此, 文協陸續在加拿逸、泗里街、成邦江、英吉利里、木膠、拉叻、馬都、達羅、拉讓及勿拉威等城鎮進行類似調查,成果不一。
        文協的調查工作, 在某種程度上彌補了《馬來西亞華人銘刻萃編》的漏失, 如在成邦江新巴務義山所蒐得的碑銘、大部份都不見於《萃編》;而恰好這正是迄今為止,在砂拉越州境內保存最完好的一批, 參與這次調查工作的文協成員吳誥賜,後來更應用了這些史料發表了不少重要考証文章。在墓碑調查實際作業上,文協歷史組儘可能依循下列指南:(一)抄錄所有可辨識的碑銘,並拍照存案;對文字無法完全辨識,但疑是年代久遠者, 亦一併拍照存案。(二)儘可能繪製簡單墓碑位置標示圖,以方便日後參考查証。(三)在調查期間,同時觀察碑銘的保存狀況,以便需要時向管理單位提出維護建議。(四)調查前先行聯絡墓園管理單位、地方社區領袖及耆老以協助引路,同時也蒐集該地文獻及口述資料。文協的碑銘調查工作,因受經費及人力等因素所限,故尚無法作整體的規劃,以便有系統的在全州加以推行。過去的調查工作,基本上較偏重在中區及斯里阿曼省一帶。在實際作業上,經常也會因條件的限制,而影響工作的成效。 如2005年到拉讓老鎮一座荒棄的華人義山調查時,因義山覆蓋面大,墓碑散落在樹叢荒草之間,故考查的工作最終僅能在新闢的一條草徑周圍進行,收獲因此也比較有限。 即使如此,過去十幾年來,在歷史組的努力之下,還是填補了過去這方面工作的空白;所獲取的史料許多也有助於砂華人歷史研究的進一步開拓。

 
 

( 上圖:在砂拉卓老義山拍攝福神碑銘。下圖:文協田野調查 )
三、華人碑銘史料的應用
        筆者因職責及興趣所致,故有機會參於了文協過去所有的田野調查工作。從實地考察,到史料的蒐集、整理及分析;再應用於研究或寫作方面,每回都會讓筆者深切體認到碑銘的史料價值。尤其對史事的發掘,或前人著作的偽舛疏失,經常都能起訂誤補闕的作用。這裡爰就所得,略陳數條如下:
1華人遷移史的考究
        華人之遷移砂拉越,大約開始於拉者王朝創立之前拾餘年, 最早是從西婆移入石隆門一帶; 再來則通過新加坡遷入古晉。1841年後拉者王朝開始領土的擴張,又開啟了華人向砂拉越河以外河域遷移的步伐。許多地區因華人的移居,商賈輻湊,遂成埠鎮、為今日砂拉越的繁榮奠下了基礎。然而過去因文獻紀錄的嚴重匱乏,使我們對先人這段遷移開拓的歷史, 知之欠詳。碑銘史料的發掘卻提供了不少有力的線索, 讓我們能較清楚的追溯先人遷移拓殖的歷史軌跡。 像成邦江愛麗絲堡山側沈大孫墓(1862)的發現,即是一例。其立碑年代甚至還比愛麗絲堡的建設要早上兩年,反映了潮人遷移成邦江歷史之悠久及在建設該鎮所作的重大貢獻。 詩巫哥樂陶廣福公墓亦同,其創建(1867)碑記及年代久遠的墓碑, 也清楚証實了華人在詩巫定居之久遠。這些史料, 透過與官書有限紀錄的比對互証,對了解先民百年前在砂拉越境內的遷移活動,能提供很大的幫助。
2早期華人社會組織及經濟活動的考究
        碑銘史料,尤其是保存在寺廟的捐緣紀錄,經常可以作為考究早期地方社會組織及經濟活動的參考。詩巫永安亭大伯公1897年重建時所保留下來的兩面碑記即是最好的例証。這對碑記, 一面鐫有修廟緣起及拉讓各埠捐緣的名錄;另一面則刻上其他捐獻名目及開支項目,是拉讓流域現存年代最早及內容較完整的碑文紀錄。傅吾康在提到碑銘的研究用途稱:
即使是那些僅提到修建或重建寺廟、墓地或任何其他建築捐助人姓名及其捐獻金額的碑文,也能為我們社會和歷史調查提供諸多方面的線索:如某一機構的捐獻人構成,或許能提供這一機構所具有的地域或地方性和社會性力量的分佈情況------捐獻金額能夠幫忙我們解開那一時期那一地區經濟狀況之謎,如果捐款的支出情況也有記載的話, 我們從中知道的情況將會更多”(傅吾康:1993,23:27,66)
        永安亭碑記提供我們的資料正符合以上所述。從捐緣名錄中所披露拉讓各埠商號及方言幫派,以及捐獻的金額;十九世紀末拉讓江流域的城鎮規模、社會組織形態及方言群勢力的劃分,乃至詩巫作為拉讓江樞紐地位,大致已經加以浮現。
在研究十九世紀華人商業網絡時,墓碑所載的資料也提供了我們不少寶貴的線索。如藉著參照對比各埠所蒐集的墓碑, 我們可以觀察到一個重要特點,即:來自同一村社,如閩南錦里林姓、潮州華美鄉沈姓墓碑 , 在不同城鎮的墓地均可見到。就十九世紀砂各拉越河域商業多操控在閩、潮兩大方言群這個狀況來看;上述的現像正好証實了在當時所盛行賖賬商業制度之下, 從古晉至各河商埠的商業網絡,率多是建立在親屬血緣的紐帶上。
3與其他族群的通婚
        從蒐集到的早期墓碑, 有一部份透露了華人移民與土著婦女的通婚狀況。在成邦江新巴務義山所蒐得的61面墓碑中, 有8面顯示了墓主是嫁予華人的土著婦女。這些墓碑分別以“番氏”、“ 勞氏”、“凍氏”“唻氏 ”氏以顯示其身份的特殊(吳誥賜2004:42)。筆者在其他區域進行墓碑考察時, 也發現類似墓碑。不同族群之間的通婚, 在砂拉越已有長遠的歷史, 這不僅與早年遷民當中女性人數極少有關;謀生的需要,也使華族需要通過與土著婦女的通婚來表明其在地化, 以獲得居住地土著的認同。即使在現在,在較偏遠的區域,華人迎娶土著婦女的現像仍然經常可見;一些地區甚至可以發現不同族群的人卻有一個共同的遠祖。土著婦女姓氏出現在墓碑上,不僅顯示早期砂華人與土著族群密切之交往;更反映華人對砂拉越土地的一種認同。這種族群之間的融合,事實上也為今天砂拉越族群的和諧關係奠下了基礎。
4地名及名物的考釋
        砂拉越的華文地名, 以城鎮而言, 多為原有土名的對音, 但因受到土要以經商為業的閩、潮方言群的影響,許多華文地名都是以上述方言來發音,如木膠、加帛、荷萬、怡顏等。透過華文碑銘的蒐集及檢視,我們可以看到華文地名變化演進的痕跡。筆者曾在荷萬天雲宮的神檯看到具有閩南特徵的“蚵萬”寫法,顯示早期地名使用的不定一格;也藉此反映某個方言群當時在該地區的主導地位。將永安亭碑記中拉讓各埠的名稱, 與現在通用的名稱比對, 是很有意思的。至於碑銘所使用一些特殊表達方法與當地語言的交互關係,則有待學者從語言學角度去加以分析。在木膠縣公署筆者曾看到一面以中、英、爪威三語書寫的牌匾、上書“沐膠武德砲台之正柱與日牌,1911年建於沐膠港口,1945年被火燒毀”,以“武德”對譯Burdett堡,似乎僅此一見。拉者如果讀懂華文, 深信必然會讚嘆“深獲吾心”。
        除以上列舉,碑銘史料對個別史事的考証乃至民俗信仰的研究,皆能提供一定的幫助。像英吉利里馬鹿十五分公司屋所保存的清代匾額,即是研究客家社群民俗宗教最好的參考資料,在古晉林華山觀音廟,一面“敬惜字紙文”的雕板,為我們揭露了一種經已消失的風俗。除外,如一些學校及會館, 尚保存有民國要人的題詞,也可以作為研究僑民時期社會及政治活動的最好輔助史料。

 
四、結語
        據上所述,華文碑銘史料應被視為是華族珍貴的歷史及文化資產。惟令人惋歎的是由於蒐集工作起步較晚,一些原本存藏在廟宇、公共建築的珍貴碑銘過去因重建或搬遷被加以丟棄的為數不少;而一些義山的古老墓碑,或因無主而被鏟除,或因木質建材年久腐蝕,不堪辨識;以致我們已永遠失去它們。因此,如何尋求方法,喚起華社對史料保存的重視; 同時結合各方力量共同推動碑銘史料的蒐集工作,應該是我們當務之急 。
參考資料:
蔡存堆
〈詩巫哥樂多廣福公墓調查〉,發表於砂華文協歷史組舉辦《拉讓江流域華人史研討會》 ,1996。
蔡存堆
〈跋山涉水求真相─記砂華文協歷史組12年來11次墓碑調查 〉,《詩華日報》,2005-6-11, A11。
蔡增聰
〈不容青史盡成灰:談砂拉越碑銘資料的蒐集〉,收在《歷史與鄉土》 砂拉越留台同學會詩巫分會,1998。
陳育崧
〈新加坡華文碑銘集錄緒言〉《南洋商報‧1972年新年特刊》,第18版。
房年勝
《從永安亭碑記追溯詩巫大伯公廟歷史》, 砂拉越華族文化協會1993。
傅吾康、黃靜譯
〈現階段東南亞華人銘刻資料的蒐集及編纂〉, 收在《華僑華人歷史研究》,1993年第2 期 。
傅吾康、陳鐵凡
《馬來西亞華人銘刻萃編》第一、三卷,馬來亞大學出版1982/1987。
吳誥賜
《初三流十八水:成邦江文史論集》,砂拉越華族文化協會,2004。
吳誥賜、鄭澤冰
《馬鹿十五分公司史稿 》,砂拉越華族文化協會 2006
朱敏華 〈古晉博物院華人古墓遷移:一個古蹟保存及維護個案研究〉,收在《人文雜誌》第17期2002年12月, 華社研究中心。
附錄:東南亞銘刻資料的形式:
1. 石碑銘刻、有時也刻於木牌或木版上。
2. 天然石頭或墻面銘刻。
3. 銅版或銅牌,特別作銘刻之用。
4. 墓碑,多用石制,有時也用木制,尤其常見於東馬和印尼。
5. 木製匾額,後來有的演變為以水泥為材料。
6. 木製對聯,近年也常刻在石柱或水泥柱上。
7. 紀念碑, 佛塔。
8. 銅鐘或鐵鐘。
9. 雲版,由銅或鐵鑄製成的打擊樂器,用於寺廟中,其作用與鐘相仿。
10. 各式各樣的香爐(由石頭、鐵、黃銅、木頭等製成)。
11. 石獅子,置於官署、寺廟和墳墓的前面。
12. 旗竿基石,有時也用木製。
13. 儀仗牌、通常為木製。
14. 神案與神龕。
15. 棟樑。
16. 神主或牌位。
17. 神位,大多為木製,有時也為石製。
其他偶爾會發現形式,如:仙鵃、儀仗用的長矛、竹質籤筒、焚爐和神轎。
( 摘錄自傅吾康《現階段東南華人銘刻資料的蒐集及編纂》)


(本文為作者在2007年7月27日在砂華文協“人文講壇”演講的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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