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劉子政與許雲樵往來書信，論析其二人之學術情誼
發表於劉子政著作、手稿暨書信特展〉─歷史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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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增聰/砂華文協執行主任
詩誣劉子政訪星感賦
許雲樵
猶憶前遊詩誣縣，扁舟破浪疾如箭，
同登長屋認苗圃，夜訪陶工悟肇先。
山堂煮史有餘暇，文旌飛星孟夏天，
迎入鳳凰南國會，神交把晤最歡然。
一
劉子政對砂拉越歷史研究的貢獻，向來備受推崇‧其具體貢獻，除反映在治史的成果外；在長時間的撰述過程當中，還搜集及搶救了大量的史料，尤為難得的是在晚年，更將所收藏的史料悉數捐獻給砂拉越華族文化協會，以嘉惠學人，這一點洵足值得高度肯定。
劉子政的治史成就，過去己有不少人加以評述，其中詹冠群著《劉子政與砂拉越史研究》(砂華文協, 1998)，兼具傳記及評論的性質，最具有代表性。惟在劉氏的學術生涯發展歷程當中，仍較為人所忽略是其透過與學界長輩及同道的訂交、通信，所產生於歷史研究工作的影響；特別明顯反映在其較早的治史階段上。
本文擬透過檢視劉子政與著名東南亞研究學者許雲樵的信書往返，論析兩者之間的學術情誼，尤著重許雲樵對劉子政治史方法及方向所給予的影響；以及在研究史料方面所提供的幫助，論述的依據主要是參考劉、許的原始書信紀錄、劉所出版的《懷故集》[1]下卷中所追述與許雲樵交往的部份，以及其他相關的書刊史料。
二
劉子政的學術成果，就其歷史研究方法及方向而言，除得悟于長期大量的閱讀歷史書籍，不斷積累知識；另外即是透過通信的途徑，與一些前輩、學友切磋交流、互通有無而產生之影響所致。對於一位長期居住在砂拉越偏遠鄉鎮，且生性不好旅行，但卻急於在歷史研究上有所長進的年輕人而言，這似乎是自我充實，增進視野的最好選擇。
從《懷故集》自序中劉的自陳，其頻繁與前輩、學友通信的動機清楚可見：
自1950年到1979年的三十年間，我與新加坡、馬來亞、香港、臺灣各地的新聞界、文化界人士通訊頻繁，而由於通訊，我獲得許多經驗之談，他們的著作，大開了我的視野。我把他的函札，都珍藏起來，以為他日的借鏡。由其中若干學者的鼓勵，我專心致力於砂拉越史事的探索，三十年來，我發表了一百五六十篇有關砂拉越的史事的文草，出版了五本歷史書，這些，都是由他們的影響而寫成。
除了吸取經驗，開拓視野，在《懷故集》‧〈敬悼羅香林教授〉文中，他也透露了自己經常與人通信的另一意向，主要在於蒐集更多撰史所需的資料：
為了更進一步對砂拉越及婆羅洲史事的研究，我開始勤於剪報、勤於搜集資料，以迄於今仍不間斷。但處於砂拉越一隅，對資料的搜集實費苦心，很希望通過各地學者鼓勵以及介紹有關資料，藉以豐富婆羅洲的史料，以期能達到寫出一些像樣的東西來，--。[2]
可見廣結學友、訂交通信，對劉子政的學術成長是有其重要影響的。至於以後劉子政史名鵲起，角色的置換, 使他成為其他同儕、後輩請益的對象，則可作為另一個課題，加以討論。
劉子政是一個勤於寫信的歷史研究學者，他生前留下的大部份的信函，包括非關學術交往的部份、幾乎全都收藏在砂拉越華族文化協會的資料室。由於大部份所寫的信函，他多自留底稿；以致研究及應用這個部份資料者，能更方便的檢視及比對兩方往返信函的內容，這是這批書信史料顯得特殊及彌足珍貴之處。劉子政與許雲樵的通信，據筆者檢視目前文協所藏，約有250通。這些信函內容涉及論學、對時人評論、書刊編務、私人及家庭事務等, 可謂為二人的生活歷史留下了寶貴的紀錄。非關治史及學術事項，如私人及家庭事務等，因不在本文範圍，可略而不論。至於論學等主要部份，則可以讓我們側面瞭解劉子政的治史歷程，以及許雲樵所給予他的影響。
在眾多與劉子政通信的人當中，許雲樵很顯然是最值得注意一個。劉開始嘗試歷史選述工作時，許雲樵已是名重一時的南洋研究專家，兩人年齡則相差26歲；對許著述的用心研讀，益發使劉對許心生仰慕及求教之心，因此，如果說劉一開始即是以“執弟子之禮”來看待他與許雲樵的關係，這應當是符合事實的。
三
劉、許二人的通信，據劉透露開始於1953年3月，惟筆者在文協資料室所能找到最早的一封函件，則為許雲樵於1959年10月11日所致給劉子政的。1955年初，劉子政剛於古晉《中華日報》發表了他第二部作品《砂拉越百年紀略》[3]不久，年方25歲的他，特地給許雲樵寫了一封信，請求幫忙修訂《紀略》文稿，並為之作序及封面題字，以便正式出版。許爽快地答應，並且在序中及往後的通信中，不斷給予這位有志於砂拉越史研究的後輩諸多的鼓勵，自此開啟了二人長久的學術情誼。
劉把許雲樵視為像謝松山[4]一樣，對自己有知遇之恩，是鼓勵他進入歷史研究殿堂的長輩。1960年，許雲樵來函邀約劉子政編寫一本談論砂拉越地方掌故的書籍，書名後來定為《砂拉越散記》。這部僅費三個月時間即完成的書，經許雲樵安排由新加坡青年書店出版，被列為其所主編“亞非叢書”之其中一種；爾後，新加坡南洋大學史地系更將此書列為參考讀物。劉承認此書的出版，對他的治史生涯而言是一個重要轉捩點，如他所言：“此書影響力頗大，新加坡、馬來亞及世界各地知道小名，亦因此書之出版傳播而揚名”[5]，無可否認的，許雲樵於此所發揮的鼓勵及推動作用，不可謂不大。劉與許二人總共見面三次，除了1966年許雲樵來砂拉越與劉子政匆忙晤面一次，其餘兩次都是劉到星洲登門造訪，這兩次的晤面，許都熱情予以款待，並邀集學界友好，為劉子政引薦結識。1978年訪星，劉受邀至許雲樵住所參觀，見其藏書之豐富，稱羨不已；兩人在許雲樵的書房留下了一張合影，劉子政那時正富青春, 站立在許雲樵背側，頗給予人一種以門生自況的感覺。
隨著劉在治史方面的大有進境，劉與許的情誼逐漸轉向亦師亦友的關係發展，這28年當中，兩人藉書信往來，建立起深厚的學術情誼；並經常在信中交換對歷史課題的看法，而更常是劉子政向許雲樵徵詢意見。即使在後來劉子政己在婆羅洲研究領域建立起本身的學術地位；他對許雲樵的崇敬，卻始終絲毫未減，而且經常不忘在信中向許氏重述對他的景仰，在他給與許雲樵共同友人信中，也多次提及對許雲樵所帶有的敬意。
許教授平生個性倔強，品性高潔，數十年來致力於東南亞史地的發掘及發揚工作，有目共睹，為吾人所尊敬的導師。他決意參加，吾人實不敢從中阻止，只希望他成功參加會議。[6]
許教授生前鼓勵我從事發掘砂拉越史料。我堅持他的主張，二十多年來我薄有文名，成為砂史學家，亦許教授之功。[7]
I
許個性狷介，在學術討論方面，向來堅守立場；絕不因人情而有所寬鬆。每次他與人進行筆戰，劉都毫不例外的附和許的立場，並在信中給予表達全力支持。這種支持，其中不無個人情感因素；但更多則是服膺于許的學識。許在南洋研究方面學識之深厚淵博，在課題上考據功夫之精到，不僅為劉子政所折服；且其似有意踵武許雲樵的治學道路；無可置疑，劉當然也有受到其他前輩友人，如：曹聚仁、羅香林等的影響，但因許雲樵是專長南洋研究，與劉的興趣契合；而那種重考據的治史功夫，更是劉所一心冀能達致的。劉並不諱言，他寫《砂拉越一百三十年大事》是依循許的《新加坡150年大事記》的體制及方法，雖然後來在黃枝連的勸導下，將篇幅擴大至三十餘萬字，並改以編年的方式撰述，但最終正式出版時，劉仍還是選擇以最早的版本出版[8]。許在研究課題及途徑上給予劉的啟發，確實不少；試加檢視劉歷年所撰的專文，就其名目及選述方法，不難窺見許對劉之影響所在。
許在治史的方法及方向的指引，給予劉的幫助及啟悟是不容忽視的。在通信初期，許以長輩的身份對劉作出了下列一些提示：
足下如有意于志于砂越史之研究，望能于英文多加注意學習，則取材易也。砂拉越百年大事記有其用，惟華族史料及華僑教育史料望多注意！[9]
勸促劉對英文的加強學習，確實點出了劉在治砂拉越史的一大弱項；惟語文的學習，畢竟非一朝一夕，而能竟其全功，劉以後在治史工作方面，確實因英文的掌握有限，而在英文史料的查閱及應用上倍感掣肘。當劉向許提到對民族誌的研究有所興趣時，許又再作敦促：
足下既有志於民族志工作，惟該題乃一科學研究，望能根據民族學及人種學之原理從事。[10]
這些意見，對一個年輕的歷史研究者而言，不僅是一種經驗的傳授，也應當會產生一定的警愓作用，讓聽者在治學態度上更加嚴謹。檢視劉、許的書信往返，當談論私事或評論時人，許雲樵將子政視為如好友般，直抒胸襟。對某些被他用筆修理的人士，許也會用上諸如：“此君大言不慚，故宜懲之”等戲謔用語；然一旦與劉子政談學論史時，許的態度即變得較為嚴謹，用語更不拘泥於私情。
許在東南亞研究方面，確實展現其博學精研的一面；
對婆羅洲的民俗及歷史研究觀點，亦不乏灼見真知，劉在研究題目的擬訂，史料的應用，經常徵詢許的看法，許也直言不諱，毫不迂迴的提出個人的主張，如當劉請許評閱新作《明代中國與汶萊交往考》，許即直接回答：
對於大作「明代中國與文萊交往考」一文，觀內容及體例，應改稱史略或概述，因考據須逐條說明出處及原文，非增加二三倍篇幅不可，挑剔之人或據此譏議也。[11]
如果說劉子政對許見解，都毫無條件的接納，也不盡然，劉有時必須在對許的尊敬與堅持本身學術見解之間，求其平衝。如對劉子政《汶萊國外交史》一文，應使用“汶萊”或“文萊”的討論中，許雲樵認為應使用“文”而非“汶”字；當劉幾經掙扎，，考慮再三，最終決定堅持自身立場，使用在所在地通用的“汶萊”時，許雲樵在信中，顯示出前所未見的嚴峻語氣：
足下喜從俗，弟不當多贅，惟為大作在學術上之地著想，請據明史，一則足下
不知汶字之來源，二則讀者或將認俗人之作。文之加三點，乃清末文人之俗套，因蔑視外蕃---弟為尊敬足下之學術地位，故斤斤辯之，但絕對不強君從鄙意---。[12]
五月十五日寄來大作《汶萊國外外交史》剪報全份收到，拜讀之下竊有陋見,(一) 足下既放棄有正史根據之汶萊, 而用俗寫作汶萊, 則不當再加說明, 汶萊鄙視之稱, 將來必為人所攻擊, 幸三思之，或與其他學人商討之，---[13]
這是劉子政與許雲樵書信論學，其中最精彩的片段。從兩人的意見交流中，看出劉許之間存在的那種特殊情誼。許的力陳己見，除展現作為一個學者的求真精神，其中也包含對劉的一分關愛；劉的反覆變更，最終堅持自身立場；則顯示了他在對許雲樵的尊敬及維護本身學術見解之間的難以取捨。
II
在史料的提供方面，許雲樵長時間給予劉的幫助頗大。許在給劉的信件中曾這樣提到：
蓋昔專家好故作神秘，拙稿將一切秘笈均公開揭露，俾後學有所遵循而免冥索之苦。或將不值余之所為，惟余之志已決，決於殘年為後學開方便之門，多從事工具書之編箸[14]。
這種學術胸襟，對長期盛行於學術界，以獨攬資料，謀取學術成就的風氣，確實有匡正的作用。在現實中，許也務求身體力行。劉因身處通訊不便的砂拉越鄉區，資料獲取不易，誠如他在信中，向許表露出在撰述歷史時缺乏史料的窘境：
---更整理“明代與汶萊交往考”，才寫由一三七零年─一四二六年。一四二七─一五八零年的交往，因無參考書，未能錄出，殊為悵悵。猶憶閣下數月前嘗函我云已整理有關東南亞早期史料，對汶萊(浡泥)之朝貢中國(一四二七─一五八零年)之史料有否發現，是否多或少，可否將研究所得見告？弟甚盼將一四二七年─一五八零年間有關浡泥與中國交往文獻錄出。閣下可否幫忙，蓋弟此間無參考書，無法探討耳。[15]
弟所收存有關東南亞早期歷史書籍極少，借靠1951年版之南洋年鑒之閣下主持「華僑篇」及若干剪存資料而已，因之，所撰各文，不能儘量參看古籍，致考據不能完整，常有錯誤，好在自己研究之心仍熾，常盼高明之士指教。[16]
許對劉的請求，基本上是儘量予以協助，1971年7月，許雲樵偶見張永福著《南洋與創立民國》書內，有黃乃裳像及傳，並其函件，便拍攝寄給劉子政。劉從中發覺張書中有提及黃乃裳離砂拉越，乃拒賣鴉片之故；於是大為欣喜，乃將之補入其《黃乃裳與新福州》書中。此書於1978年正式出版，許特別在序中，交代了他與劉乃至本書的關係:
本書著者劉子政先生，是我的忘年交，好學深思，著作等身。本書初稿，一九七零年已發表在拙編「東南亞研究」第六卷，現重加增訂，搜集珍貴圖片，另出單行本問世。這是黃乃裳與新福州最完整的紀錄，不但新福州的人都當人手一冊，就是景仰黃乃裳的人，研究華人發展史的人，和注意東南亞經濟開發史的人，也都該人手一冊。
許未加提及的是，他在本書撰述中所提出的意見及編排過程中所付出的心力。《黃乃裳與新福州》的出版，進一步確立了劉子政在華人史研究的地位。劉從友人處獲悉許對此書頗為推崇，對他更添敬意。對劉在史料上的應用，許雲樵不僅在於指引；還經常協助蒐集及提供。英文閱讀面臨困難的劉子政，甚至對許雲樵作出將一些英文史料譯成中文的建議，於此可看出劉子政在“搜沉鉤秘”的歷史撰述工作面臨史料不足時，鍥而不捨的積極態度；然也讓人看到許雲樵作為個學術名宿，對後輩的愛護及所展現的學者風範。檢視劉子政所藏各種東南亞研究著作，有不少為許雲樵代購或寄贈，許雲樵在史料的提供方面，確實做到如他所言：“俾後學有遵循而免冥索之苦。---決於殘年為後學開方便之門。”作為回報，劉也定期向許寄贈砂拉越華文報紙年刊及其他許所需有關婆羅洲的資料；並且在建立其學術地位後，也像其友人一樣，在他人對史料有所求索時，予以最大協助。
四
與劉子政通信的朋友甚多，而通信時間最長，對其影響較大者，應為許雲樵莫屬。作為劉子政治史歷程的最初階段，需要的是前輩的提攜及指引；許恰如其分的扮演了這個角色，不僅在二人往來書信中給予劉諸多鼓勵，更協助安排他一些重要學刊上發表文章、引薦同道學友，讓劉能更加獲得自我肯定，益發勤於歷史撰述的工作。在治學方面，許經常對劉分享個人的寶貴經驗，引導其治史方向，同時協助其蒐集史料及出版個人專著。在二人長達28年的交往當中，許雲樵在治史方法及史料應用上，透過其個人所發表及出版的論著，以及書信交流的形式，確實讓劉獲得頗多啟示及視野上開拓。治史的工作是寂寞的，尤以劉生活於偏僻之地，孜孜矻矻於史料的發掘、分析及撰述工作；非有過人的毅力及對歷史的熱愛，恐難長久堅持；而許雲樵扮演亦師亦友角色，透過文字交流，相切相磋，更讓劉子政在治史的道路上，能摭拾一些溫暖，而不致形影相吊；這種學術情誼是值得加以肯定的。
藉著二人的來往書信資料，固然無法全面窺探劉子政在治史方面的發展及心路歷程，但對了解一位民間歷史學者，如何在研究條件極度缺乏的情況下，為自己開拓一條歷史撰述及史料蒐求的道路，進而確立自己在相關領域的地位，無異的還是有助於年輕一代的學者從中獲得寶貴啟示。
在人生最後階段中，許雲樵在給劉的其中一封信中，疾痛惨怛的發出了“先生年少有為，弟則垂老殘廢，無以作為---出院後苦悶頻增，餘日無多，但度日如年，惟恐其長---。”[17]的哀嘆，對於這麼一位交情深厚的朋友及學術良師，劉子政必然有所無限感慨同情； 二人的學術情誼隨著許雲樵於1981年11月的病逝，
終於畫上句號，徒留予劉子政“從此學海無津導”之感嘆。
您好！请问如何能拜读刘先生之《怀故集》？是否还有售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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